原标题:【对话见证者·资本市场而立再出发】林义相:中国证券市场的拓荒者、建设者与批评者

【对话见证者·资本市场而立再出发】林义相:中国证券市场的拓荒者、建设者与批评者

经济观察报 记者 郑一真 实习记者 黎媛 “混兮其若浊,孰能浊以静之,徐清。”

在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创始人林义相位于北京金融街的办公室里,挂着出自老子《道德经》的这样一句箴言。年过半百的林义相,大概已经形成了如这句箴言一般淡然的人生哲学——顺其自然,尽人事,听天命。

【对话见证者·资本市场而立再出发】林义相:中国证券市场的拓荒者、建设者与批评者

林义相

回顾自己与中国资本市场一起成长的历程,林义相说自己奋斗过、彷徨过、挣扎过、尽心过、无畏过,但却从未曾后悔过。他把自己一生中最重要、也是最美好的三十年交给了中国的证券市场。

在中国资本市场成立伊始,时任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下称“证监会”)主席刘鸿儒向他抛出了橄榄枝。1993年,林义相放弃法国储蓄与信托银行的高薪工作,转身投入中国资本市场建设的大潮,成为中国证监会的首位高级专家。当年在法国,林义相是70多亿美元资产管理团队的2号人物,回到国内,一切都从零开始。

林义相是中国资本市场最早一批“拓荒者”之一,在没钱、没人甚至连办公楼都没有的年代加入了证监会,为后来的市场监管和建设探索。证监会老领导称他是“共同渡过了创建证监会的难忘时光”的“好同事”、“好战友”、“老战友”。林义相记得,刚回来时候住在北京大屯村,虽然离保利大厦(证监会当时的办公地址)很远,但当时证监会为他提供这样的住处,已经很不容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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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资本市场的大厦,需要从基础设施建设开始。林义相所做的大部分工作,都属于资本市场的基础设施建设的工作,比如金融和资本市场的理论研究、教育与培训,《证券法》、《基金法》以及其他一些法规规章的制订,证券市场监管,证券和资本市场统计,国际交流与国际机构任职,基金行业建设,证券公司建设,社会保障基金管理,股权分置改革等。

从回国之初的证监会的证券交易监管者,到后来的华夏证券公司副总经理,再到证券投资咨询公司的创始人,直到近些年的“怼证监会”者,林义相始终是一位证券业者,以其在国外金融机构、国内监管部门、国有证券公司、民营咨询公司的所学、所历、所悟,为中国证券业建言,以其自己的方式践行报效祖国。作为中国资本市场三十年的探索者、亲历者、观察者和思考者,林义相既是“建设者”,又是“建言者”,甚至是“批评者”。

在今年初的一场论坛上,林义相在论坛结束之后对记者感慨称,对中国资本市场的诸多问题,我经常会有一些不同的意见,“我是扎了心在说”。对于这个市场,他爱之深,责之切。

“那种不痛不痒的说法,无论内容是否有价值,通常是没人听的,有时只能以听起来刺耳的话语来表达。有些人只有在耳朵被刺痛的时候,才能听一听别人说的话。尽管大部分时候是起不了什么作用的,但毕竟努力参与了,也算是尽心尽力了。监管以前不是这样的,我以前也不是这样的,2017年是转折点。”

林义相有过很多“当大官”的机会,但是他都拒绝了。在他心里,有一种对中国资本市场建言献策的坚持。“我留在体制内,就是在体制内多了一个人,多了一颗螺丝钉。而我不甘于做一个随大流的人,做一颗随大机器转的螺丝钉,出了体制,市场上就多了一个林义相,多了一种专业的、有时是尖锐批评的声音。我觉得,后一种情况,对市场更有利,更对得起这个国家,是更好的报效方式。”

回国:准备与逆行

1992年,对林义相触动最深的一件事是“8·10事件”。当时,深圳开始“1992股票认购证”第四次摇号,百万股民排队抢购,500万张认购证不到半天被哄抢一空,股民质疑政府官员私营舞弊暗中认购,场面逐步失控最终引发冲突。

林义相意识到,“中国资本市场刚刚起步,需要普及更多金融知识,需要从头开始一砖一瓦地建设”。当年10月至11月,林义相请了一个多月的年假,到母校北京大学经济管理系(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前身),作为访问教授开了一门课——金融资产管理。这门课的讲义后来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同一时间,证监会成立。“8·10事件”暴露了中国资本市场成立之初,法律法规监督体系不健全、证券市场操作经验不足、投资者缺乏必要风险意识等乱象,因此,国务院迅速决定成立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已撤销——记者注)和证监会。

证监会首任主席刘鸿儒回忆证监会艰辛初创时曾说过,“我们是开荒、修路、铺轨道,开了荒,修了路,铺上轨道以后,后面的人就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开快车了,所以比较辛苦,也可能走弯路。”

刘鸿儒等证监会领导最初所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在上级领导的支持下,以特殊政策为证监会迅速招揽了一批具有海外资本市场经验的专业人士和在国内实践改革开放的官员,林义相就是其中之一。

“当时的证监会副主席傅丰祥先生知道我在北大讲课,讲的是股票投资后,先找我谈去证监会工作。紧接着,安排我与刘鸿儒主席又谈了一次。刘主席很直接地邀请我先以证监会高级专家的身份工作一段时间,看看双方是否可以适应。”林义相对刘鸿儒直言,自己在法国是做投资的,而不是做监管的,对市场的制度建设和监管机制并不熟悉。“我愿意回来,但是我不懂怎么监管,我需要先学习。”

林义相以证监会时任主席刘鸿儒的名义给他当时工作的法国储蓄与信托银行行长罗伯特?利翁写了一封信,表达了刘鸿儒请利翁行长帮助他到法国证券市场监管部门学习,然后回中国证监会工作的愿望。“我拿着这封信去找刘主席,他并不认识法文,也没有把信拿去叫人翻译,当场就签了。刘主席这种信任,让我非常感动。”

回到法国之后,林义相把这封信交给了利翁。利翁是当时法国总统密特朗的办公厅主任任上过来当行长的。在他的关照下,林义相很顺利地到法国的证监会(COB)、巴黎交易所(SBF-ParisBourse)、法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SICOVAM)实习。

林义相一共花了8个月的时间,把这三家机构所有的业务部门都过了一遍,全部由部门主任或者负责业务的副主任接待和指导。在业务部门,时间短的两个星期,长的两个月,“比如在巴黎证券交易所的监控室,天天盯着市场交易的情况。学习如何发现和甄别市场上出现的可疑交易、进一步的调查线路和方式方法;怎么查内幕交易、怎么查市场操纵等。这三个机构把他们的各种规章制度都给了我,每个机构都有一两本很厚的书,我从头到尾全看了几遍。回国时带回来了,成为我在中国证监会工作中时不时查阅的宝贵资料。”

之后,林义相又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到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美国证券交易商协会(NASD-Nation-alAssociationofSecuritiesDealers,2007年被合并成美国金融业监管局(FINRA)),纽约证券交易所和纳斯达克专门学习证券市场监控(MarketSurveillance)。

在证监会、交易所、登记公司的实习,加上自己做投资的市场经验,林义相为回国加入中国证监会、负责证券交易监控系统建设,做了多方面的准备。“现在想想,能够把证券市场的监管机构、交易所、登记结算公司、头部机构投资者的圈画圆了的人能有几个,我真的是很幸运。这样的机会不是我个人努力就有的,而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和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提供的,是有关部门和领导的关心和器重给予的。”

1993年夏天,林义相成为中国证监会的第一位“高级专家”、直接从海外工作岗位上回来的首位“海龟”。1992年南巡讲话以后,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祖国大地。那个时候,很多人出于各种考虑争相出国,林义相却回国了。他是很难被当时人理解的极少数的“逆行者”。

“证券警察”

29岁的林义相,回国后担任证监会证券交易监控系统负责人、研究信息部副主任。

林义相记得当时他天天打车上下班,“是很便宜的那种黄色小面的,10元钱10公里。证监会当时有给补助的,多少钱记不得了,尽管不够我天天打的、顿顿饭馆,但证监会对我确实已经很好了,我心存感激。”“那个时候,刚刚组建的证监会是非常开明的。尽管一些人对我的回国有种种猜测、误会甚至怀疑,但证监会领导非常信任我。我以前从来没有任何政府部门工作经验,但他们把这么重要的一摊活交给我负责。”林义相说。

林义相是最早的“证券警察”,也是最早提出中国证券交易监控系统建设的牵头人。当时他的设想是通过电脑系统对证券交易活动进行实时监控和统计监控。“实时监控就是盯着盘面,由计算机计算和跟踪各种指标,并对有嫌疑的交易活动发出预警,以便及时跟进监控和处理;统计监控是在盘后对历史数据进行计算和分析,实际上就是现在说的大数据,只是那个时候还没有大数据这个概念。”

为了构建这个系统,证监会斥资一两百万买了两台小型计算机及存储、传输等设备。这在当时算得上一笔巨款。1992年证监会成立之初的筹备资金也不过500万元。技术条件差——设备贵、存储能力很小也很贵、卫星通讯带宽有限且速度很慢,这些都是林义相需要克服的技术难题。“我们的证券交易监控系统建设需要精打细算,不仅仅是资金上的精打细算,还要在物理资源占用上精打细算。我们要算好交易监控需要哪些信息、哪些字段,传输、储存和算力能否承受得起,比如证券代码、交易和委托的价格、数量、时间等等。尤其要实时监控,交易和委托的数据就必须实时传输。我们要预估好价格是几位数,用多少个字节,字节多了,占的资源就多,做不到。另外,还有收盘以后的数据传输也是一个大问题,只能在交易所和登记公司清算和过户之后做。因为清算和过户是优先的,不能耽误,有时候要做到晚上12点,甚至凌晨,工作量很大,又要占很多资源。信息和数据的储存是大问题,成本很高。那时候,我们要算到Kb,不像现在,随便一台办公电脑,都是按Gb,按Tb论的,还很便宜。”

比起技术条件的艰难,更让林义相无奈的是,交易所并不愿意把数据传过来,也不配合证监会的交易监控。证监会与交易所的监管关系一开始并不顺畅。上交所和深交所早于证监会成立,最初两个交易所都归地方政府管理。证监会内设市场部,市场部并不是管理市场交易活动的,而是主要负责协调证监会与两个交易所的关系。证监会要将交易所纳入监管,但是交易所一开始并不愿意。

林义相记得,到上交所和当时的领导谈交易监控系统建设和相应的数据需求,被要求去找信息部负责人。林义相和这位经理正谈着的时候,一个电话进来了。浦江饭店的办公室很小,林义相就坐在边上,清楚地听到电话那头说,“林义相要数据,别给他”。

中国资本市场在成立之初存在诸多不规范、甚至不可思议的地方。比如交易所里,当时对交易过程的干预很多,交易大厅内随意发布上市公司信息,交易所里甚至有专门的交易室,可以直接下单。“证券市场要规范地运作,肯定需要对交易过程进行监控,但是交易所当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并且也不愿意。”

事情从1995开始变化。交易所经历了“3·27”事件,交易信息收集和储存的必要性以及交易监控的重要性凸显,证券机构、交易所和中国证券市场都为其初期的不规范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上交所领导班子进行了重大调整。1997年,那时林义相已经到华夏证券任副总经理兼上海分公司总经理。从证监会到上交所任总经理的屠光绍几次找林义相帮助建设证券交易监控系统,林义相在与上交所的有关团队和人员交流后,把280页的设计方案给了上交所。“那是发生在上海西郊的龙柏饭店的事情。至于这个设计方案对上交所是否有参考价值,是否用得上,我不得而知。”林义相说。

深交所当时的总经理夏斌,是从证监会交易部主任任上过去的,林义相说,他与深交所的沟通和合作顺畅很多。深交所副总经理禹国刚也支持证券交易监控系统建设。林义相帮着深交所建起了第一版的证券交易监控系统。当时,在深交所具体负责交易监控系统建设的是冯立新。

1994年底,证监会和深交所的第一版监控系统初步建成。尽管还很粗糙、简单,但毕竟有一些功能可用了,很容易发现内幕交易、市场操纵等涉嫌案例。“那时候大家根本没有意识到内幕交易是证券犯罪,内幕交易到了明目张胆的地步。即使当时的证券交易监控系统很初级、很简陋,也很容易发现很多明显涉嫌内幕交易的市场现象。比如,一只股票连续几天放量交易,价格波动很大,过不了一星期,公司就公布一个好消息,股价蹿升后,前几天买入的股票在高位卖出。尤其是,进行这些交易的人中,往往有公司的董事长和总经理本人。他们就是本人操盘,连装装样子回避的意识都没有。”

林义相又面临着新的问题——证券交易监控难以实施。不是技术的原因,而是认识和制度的原因。林义相通过监控系统发现这些问题,一次又一次地上报——“这个股票有问题,要查。但一次又一次,没有任何的下文。要是放在今天,不知道有多少人要被罚得倾家荡产,要去坐牢”。

最初,中国的监管只是依样画瓢学习了西方的监管制度,但是在林义相看来并没有真正意识到内幕交易、市场操纵等证券犯罪的严重性。

或许在今天的林义相眼中,当年的内幕交易等只不过是中国证券市场的“孩童恶作剧”。但在当年,林义相完全不是这样的态度。

“怎么赚钱怎么来,肆无忌惮,天天看着证券犯罪,无法忍受。我揪着内幕交易不放,揪着市场操纵不放,证监会的同事们不理解,证监会的有些领导也不理解、不支持。但是,我在法国和美国学的就是证券市场监管,打击证券犯罪。在我的自我意识里,我当时就是证券警察,对这种状况,很失望,很无奈,甚至很愤怒”。

说起这些,林义相想起了三十年前意气风发、嫉恶如仇的自己。

“这些事情,说轻一点涉及到人家巨额的资金,多少人、多少利益在里头啊;说重一点,有些人是在犯罪,是要坐牢的。没有国家强力支持,没有办法推进。”如果真的要强行去查,先不说根本做不到,恐怕遭遇怎样的报复都不知道。这时的林义相,不像是大气凛然的警察,更像是面对山林强盗、只能无奈地仔细计较自身得失的路人。

从林义相短暂的从政生涯也可以窥见中国资本市场监管最初状态的一隅。

从市场中来,回到市场中去

1995年年底,林义相决定离开证监会。当时的证监会主席周道炯挽留他,让他选择去中国证券业协会,或者上海证券交易所,再或者深圳证券交易所。林义相都谢绝了,他从证监会的三年经历中知道了自己并不适应在政府机构工作。

1995年刚刚成立的中金公司,有意让林义相去组建资本市场部,并开出一年20万美元的底薪,年底奖不低于10万美元的报酬。但林义相最终还是没有去。他有自己的想法,“我回国的初衷就不是为了挣钱,是报效祖国。要干活也要为国有企业干。说起‘报效祖国’这四个字,我今天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说出口。但当时真的是这么想的。今天,内心还是这么想的;但从嘴里说出来,我却觉得很别扭。我说不清楚是因为什么。我认识的在国外的很多中国人都是很爱国的,在国外的爱国感是显性的,也很强烈,至少我们那些最早受政府派遣、靠政府出钱的留学生,绝大部分都是这样的。但回到国内之后,特别是越到后来,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这种感觉慢慢淡化。不过,在重大事件上,总还会从内心深处涌起这种感情。到国有企业工作,还有另一方面的原因。既然回来了,在国内工作就要了解中国国情,而最能体现中国国情的,当然是国有企业。”

于是,林义相到华夏证券公司(即现在的中信建投前身)担任副总经理。华夏证券当时是全国三大券商之一。“我在华夏证券的工资是每个月5000元,跟其他行业比已经很不错了。但对我来说,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从欧洲带回来的钱已经够我在中国生活几十年。”

林义相在华夏证券筹建并主管电脑中心、经纪业务总部、集中清算中心、自营部,兼任华夏证券研究所所长、华夏证券上海分公司总经理和中英合资的翰蓝公司董事长,负责投资银行部、国际部等部门的行政管理。

1996年,林义相牵头华夏证券的全国联网项目。华夏证券在1998年就实现了全国联网集中交易、集中清算。整个中国证券业的大集中是在中国证监会明令要求和大力推动下,从2005年开始,2007、2008年才基本实现的。“这个是我自己主动做的。我记得很清楚,全国联网、集中交易、集中清算系统项目是2800万块钱。在1996年是个大数字,我写了军令状,如果这个项目做不成,我承担全部责任。”

林义相组建并主管华夏证券的经纪管理总部,当时华夏证券的经纪业务是全国第一,比当时排名第二和第三的申银和万国(二者合并成申银万国证券公司——记者注)加在一起还大。在投资银行业务中,林义相虽然是行政领导,不管业务,但还是主导了几家公司的新股发行和上市。他设计的金融产品,国外投资者在1997年就可以分享中国A股市场的成长。

林义相兼任的华夏证券研究所,在以基金为代表的机构投资者市场上,华夏证券占有60%以上的份额。一些证券市场老人表示,证券市场上很多人都只认识投资研究和分析的林义相,而根本不知道他在证券公司管理和业务上的经历。

林义相在业内被认为是“整个国内卖方市场的领头人”,而他培育了大量研究人才,这些人现在多是券商基金研究部门的顶梁柱,有些已经是证券公司和基金管理公司的老总。

但是,现实与理想之间的距离,让林义相离开了证监会;而潜规则与底线之间的冲突,让林义相离开了华夏证券。

在华夏证券的几年时间里,林义相发现,华夏证券用人,不看能力,甚至不看人品,更多的是看谁跟对了领导。

国有企业的钱成百万、千万、亿万,甚至更多地输送给各种各样的人。林义相清楚地记得,2000年,华夏证券要按远远低于市场水平的价格将持有的某家上市公司的数千万股协议转让给另一家公司。按当时的规定,流通股不能通过协议转让,只能在公开市场上转让。华夏证券就转而与那家公司改签协议,由华夏证券自己在流通市场上卖出相关股票,所得利润再转给对方。

“当时,我分管公司自营业务,不过是被强迫分管的,我自己不愿意。”林义相说。“这样的协议在我这里理所当然地被拦住了。我专门写了一份报告,提交四人临时领导小组讨论决策。结果是三票对一票否决了我的报告。尽管结果并不意外,但我感到深深的失望和悲哀。不过好在最后,那笔明显有问题的交易因为我这个分管领导的强烈反对而不了了之了”。

林义相对华夏证券的临时领导小组负责人说:“你做这些事情,最好不要让我知道,至少能让我装作不知道。”但是,一些事情,他想装不知道也不可能。“有些事,你想置身事外,但由不得你,比如被强迫分管自营业务一事,这样的地方太危险。”

例如后来,华夏证券重仓某一家上市公司,股价从11元左右一直上升到37元上下,但华夏证券公司最终赔了22个亿。林义相发现其中事由也不简单。

林义相说,当时有关部门在华夏证券审计过程中,发现有一家分公司为总公司领导成立了一个基金,初始投入资金在两个月后便返还给相关领导,此后,按时给领导们支付“投资回报”。当问及为什么没有林义相时,得到的答复是,这些事情不能让林义相知道,他知道了一定会搅黄的。“最后审计的人告诉我,老林你是连一封告状信都没有的人”。

林义相对记者表示,在华夏证券做了五年的副总,别人送的礼物,能推的全推掉,推不掉的礼物,全交给办公室登记,在公司组织活动的时候拿出来供大家抽奖。

华夏证券的公司治理存在严重的问题,最终导致1999年底的领导班子重大调整,成立了四人临时领导小组。老班子七人中,林义相进了临时领导小组。很多人不理解他为什么要走。他当时说了两句话,“华夏不垮,天理不容”,“大船要沉,还争什么头等舱”。

“尽管组织和领导表现出了对我难得的信任和认可,但我觉得这种现象不是正常企业应该有的,华夏证券不是我想好好干该呆的企业。当然,我知道,华夏证券的状况,不仅仅是华夏证券一家公司特有的。于是,我做出了一个非常困难和痛苦的决定,离开一种机制。”

为股市发声,“怼证监会”

2001年,林义相离开华夏证券,创业成立了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的名称,林义相讲了自己的想法。起初,公司的名字是“有道”。“我在华夏证券工作期间,看到很多人不顾一切地谋取利益。自己办公司,决不能只看到钱,还要看‘道’。最初由‘君子爱财,取之有道’选公司名为‘有道’。第一是自警,办公司,谋利益,无可厚非,但要有‘道’,要走正道;第二是寄望,希望我们的客户是君子,接受我们的咨询顾问是谋财,很正当,但要取之有道。但到工商局,‘有道’注册不下来,后来就取了‘天相’,取自吉人自有天相,是想表达类似的意思。公司要做吉人、好人,客人也是吉人、好人。只有吉人和好人,才有天相,这才是天道”。

“不为稻草一燃烈,愿求炭热时久长”,这是天相投顾的公司理念。林义相说自己是农民,对稻草和炭火很熟悉,在二者中,他选择作炭火。

为何不选择自己颇为擅长的投资领域作为创业切入点?林义相对记者表示,当时,证券业里只有咨询公司是允许个人创立的,证券公司和基金公司都不行,也没有先例。虽然林义相表示,当时有证监会领导跟他说“你交一份设立证券公司的申请,我给你批”,但是他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他不想因此成为令众人关注、议论甚或诟病的例外,最终选择了证券投资咨询业务。

后来《基金法》允许证券投资咨询机构发起设立基金管理公司,但是林义相并没有这么做。林义相是《基金法》的起草小组成员,“在《基金法》的起草过程中,确实是他推动了允许投资咨询公司发起设立基金管理公司,但这样做是出于对基金管理业务与投资咨询业务之间的专业相关性考虑,是为投资咨询业考虑,而不是为了自己个人或者个别公司。”

在林义相看来,中国证券业中,投资咨询公司是最边缘的群体,没有可持续发展的业务,无论是机构或是业务都是体制内不屑的。说实话,很少有投资咨询公司有能力设立并做好基金管理公司。所以,在《基金法》修改后,不再有投资咨询公司可以设立基金管理公司这一项内容了。

或者在离开体制内的20年里,林义相更为让市场内熟悉的身份是“怼证监会”的批评者。林义相不断地为资本市场建言、谏言,哪怕得罪的是管着自己饭碗和命运的监管机构和领导。

一位证监会系统的内部人士对记者表示,林义相被称为“中国股市第一人”,直到今天林义相在证监会系统的影响力都毋庸置疑。他几次怼监管,都在证监会高层引起很大的震慑力。

林义相觉得自己批评最尖锐的一次是针对《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该办法施行前夕,林义相在微博中写道:适当性管理办法并不适当,体现的是监管者的权力任性,搞得全行业鸡飞狗跳,是一件浪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的无意义的事情。

林义相认为这个《办法》如果切实地按文件内容实施,市场上任何一笔交易都有可能引起纠纷,所有证券公司都将成为被告,将引发全行业危机。要避免全行业的危机,证监会要么有选择地、打折扣地“假”实施,要么实行新老划断,明确不对老股民、只对新开户股民在新的解释下实施。

上述证监会人士对记者表示,这个办法本身来说,确实有可能引起整个证券行业的混乱,就看对这个办法执行到什么程度了。

2017年6月25日凌晨,林义相给时任证监会主席刘士余发短信,建议“新老划断”,6月28日,证监会宣布“适当性管理办法”实行“新老划断”,7月1日如期施行。

为了强调《适当性管理办法》引发问题的严重性,林义相说,其后果将比‘熔断’更严重。因为这个说法,他受到了不点名的点名批评。

2018年4月11日,林义相在中国政法大学蓟门论坛上作了“治股市如烹小鲜”的讲座,在事先准备好的PPT中,表达了对CDR和独角兽‘半途而废’的担心。但因为想到在《适当性管理办法》一事上的情况,他就跳过了没说,也没有像对《适当性管理办法》那样,直接表达了自己的不同看法。

林义相的一些言论也被监管多次警示。

“2017年是一个转折点吧。”2017年4月18日,林义相在微博上写下这样一段话:“交易所法定主业是为交易提供场所,派生出交易活动一线监管。交易所不是证券市场全面监管者,其监管范围和权限都有严格限度。市场有些现象确实是乱,但不一定全都是乱,更不一定全都是违法的乱。很多乱象确实要管,但不是想管就管,想怎么管就怎么管,想让谁管就让谁管。治市如烹小鲜,细微处见功夫、收功效。”

当时的证监会有一个说法,“交易所必须依法主动行使全方位的监管职能”,当时交易所“无所不管”,动不动就给市场主体打电话,阻止其交易或者事实上带有强迫性的交易干预,这篇博文被视为是对前述说法和现象所表达的一种批评。他在微博中有意用“全面”而避用“全方位”,就是为了降低针对性。

林义相还是接到电话要撤下这篇博文,另外还要发一个声明,说这纯粹是他个人的观点。林义相都照办了。第二天,时任监管领导请林义相共进午餐,说是因为撤微博和发声明的要求向他当面道歉,应该让他这样一位“有公信力的权威专家”发表自己的观点和看法。林义相说,他当时很感动。但在午餐期间,他听到了该领导关于证券市场的很多观点和想法,他觉得自己很难认同,没有共同语言,很难进行正常沟通和交流。

在证监会系统的人看来,林义相的选择或许很“另类”,而他也是这个市场少有的为股民发声的人。2017年5月14日,林义相在微博上分享道,“二级市场几十万亿元市值,一级市场几千亿发行额;二级市场一亿多账户、涉及几亿利益关联人,一级市场几百发行人、涉及千把个原始股东。孰轻孰重,不言自明。二级市场好了,一级市场自然会好,二级市场不好了,一级市场一定好不了哪去,在时间上也好不长。哪一次巨额发行的顺利进行不是在二级市场大涨过程中实现的?又有哪一次二级市场大跌没有导致一级市场歇火甚至完全停发?因此,在一、二级市场的矛盾中,二级市场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只有针对二级市场采取有效措施,才能够抓住解决矛盾的‘牛鼻子’。中国股市建设和发展,只有把着眼点从融资方转到投资方,从融资的企业转到投钱的大小股民,才能制定出好的政策,设计出好的措施。只有靠好的二级市场才能带动有效的发行市场,而决不能为了发行市场严重拖累、甚至拖死二级市场。一个极其简单粗糙,但颠扑不破的道理是,股民们赚钱了,自然就有钱让企业发股票……”

这篇博文之后又撤了。

在2021年年初关于中国资本市场的论坛上,包括林义相在内的与会嘉宾热议“中国的股民啥时候才能不亏钱”。这个问题的背后,剑指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与定位。

在林义相看来,资本市场的定位应该是资源配置。资源配置从不同角度理解不一样,从企业的角度,资源要配置一个好的企业;从百姓的角度来说,要把钱配置到有效益的地方。但是中国的股市实际上还是政府主导,最主要的就是给企业融资,给需要钱的企业融资,资源配置不一定是最有效的。要让资本市场达到有效的配置资源,配套的基础设施都要上去,比如说公平、公正、公开。要公正的话,要政府来监管,要达到公证就必须透明和公平,否则就不可能达到公正。

林义相总结了自己在2020年三“怼”监管。2月份的再融资新政,现在事实上已经停止执行了;4月份的《证券基金投资咨询业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5月17号征求意见结束,一直没有下文,估计要到2021年晚些时候才能出来;年底的退市新规中有关上市公司造假的规定,后来交易所对财务造假标准有了更为严厉的规定。

“这三件事情上,我无疑是最不客气的、公开的批评者。无论结果如何,我言我所想,尽我之心,管不了其它。我自认为是‘建设性的批评者’,或者‘批评性的建言者’”。

在采访的最后,林义相对记者感慨称,他知道自己是非常幸运的,他也一点都不后悔。但这样的人生,对他来说是一种误会和偏离,因他真正的兴趣和一直想做的,是经济学理论研究。早在他23岁的时候,一年之内就在《经济研究》上发表了两篇文章。

误打误撞走上仕途、进入国有企业的他,离开证监会、离开华夏证券都是凭直觉做出的选择,直到多年以后才真正意识到自己在人情世故上确实“幼稚”和不适应。“我刚回国那几年,真的很不懂人情常理,做事很过分。有人给我送了两大瓶的食用油,送到家里,我不收。送礼人出门,我提着两瓶油追到街上,对方走了,我就把那两瓶油放在街边自己回家了。从那以后,我不再告诉别人自己的住家地址。还有一件事发生在我兼任华夏证券上海分公司总经理时,上海分公司办公室帮我装修房子(公司的房子),我认为花了太多的钱,甚至花了一些不该花的钱,我就把办公室主任好好教训了一番。过了一些年,我觉得这样做很不应该,想找当事人道歉,但一直没有找到。”

林义相知道自己的性格和待人接物的方式,既无法适应政府机构,也无法适应国有企业。后来,他拒绝了许多在外人看来非常好的工作机会。“我从证监会辞职时,证监会领导给我的选择就有证券业协会领导,上交所和深交所副总;市场上的机会还有中金公司。2000年,我从华夏证券辞职前后,北京市主要领导找我谈话,如果愿意留在证券业,给我的选择是北京证券公司董事长或者总经理;证监会主席和副主席先后给了我到机构部和基金部任主任的机会,同时,还有去国泰证券公司任总裁的可能;上海实业集团的领导多次邀请我加盟,任实业金融的董事、行政副总并派我去他们控股的海通证券任总经理;深圳市的市长、副市长也都找我谈过,邀请我担任深圳创新投公司董事长,或总经理,或董事长兼总经理;中央金融工委领导问我是否愿意去四大银行或者两大保险公司;稍后,我帮助筹建了中国人寿资产管理公司,我也有机会为这家中国最大的资产管理机构工作;2010年4月和5月,有领导受托两顾茅庐,希望我从富凯大厦的北楼(天相投顾办公地点——记者注)到南楼工作。”

“我作为一个农民的孩子,我能上大学,我能出国,能回到中国投身于资本市场,这些都是国家的改革开放给我的机遇,也是政府给我的机会,我心存感激。但我知道自己的性格,所以,我不敢接受这么多、这么珍贵的机会。在这个最好的时代,也难免一些最坏的事情发生。与其接受了做不好,犯错误或者被犯错误,甚至犯罪或者被犯罪,最后辜负了党和政府对我的格外的恩情,不如按照我的方式来报答。”

或许,这才是解释和理解“逆行者”林义相回国三十年所作所为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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